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快速增长，产值突破万亿元，但动物疫病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重大动物疫病给畜牧业造成的风险日趋突出。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化解重大动物疫病给我国畜牧业造成的风险？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济民。
    记者谈到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禽流感、猪链球菌病，以及2007年发生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时，王济民说，重大的动物疫病，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一旦处理不好，它不仅使畜牧业遭受重大冲击，而且还将可能引发较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畜牧业生产目前仍以农户散养为主，畜禽养殖环境差、发病率高、管理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将重大动物疫病尽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管理范畴，高度重视，全力应对。
    王济民说，我国畜牧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期。由于支撑体系弱以及国际技术壁垒制约不断增强，畜牧业不仅面临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管理风险，同时也要应对疫病风险、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巨大挑战，畜牧业发展要坚持提高效益与降低风险并重、扩大规模与规避风险并举的方针。在区域布局、结构调整和规模化进程中，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坚持布局的适度集中和规模的适度发展，使畜牧业在10-15年之内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现代大产业。
    王济民说，动物疫病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和可以扑灭的，只要措施得当、政策对路，就可以将动物疫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所造成损失降到最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弱。动物疫病防疫是涉及多环节、多主体、多部门、多层次的庞大的系统工程。禽流感、猪链球菌病和猪蓝耳病疫情之所以能得到很快控制，关键是我们采取了“依靠科学、依法防治和群防群控”的综合防控战略，这一宝贵经验必须继续坚持。要充分发挥生产经营者自觉自愿防疫、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闻媒体有效监督的积极性，全社会参与，全社会防疫。既要加大检疫、检测和监测力度，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反应能力建设，将重大动物疫病扼杀在萌芽状态，也要加强防疫基础工作，统筹规划，加快构建重大动物疫病控制的长效机制。
    王济民认为，加强以防疫体系建设为重点的畜牧业科技支撑体系刻不容缓。在他看来，畜牧业支撑体系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动物防疫体系又是畜牧业支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动物疫病频繁发生就是畜牧业发展和支撑体系建设矛盾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畜牧业发展要想统筹兼顾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就必须加大对畜牧业支撑体系的投入，使畜牧业支撑体系发展尽快赶上畜牧业的发展，使动物疫病防疫能力尽快与畜牧业发展相适应。
    记者谈道，我国畜牧业生产中规模化、集约化的饲养比重已经不断上升，但传统农户散养与规模化、集约化饲养在我国将长期并存，这是建立我国疫病防疫体系必须面对的基础条件。王济民说，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就是要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把农户散养中疫病防疫问题作为我国动物疫病防疫体系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来抓，以此为出发点，解决好动物防疫体制、资金和队伍等一系列问题。他说，降低动物疫病风险、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迫切需要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规模化饲养便于集中采取动物疫病防范措施，更容易及时控制疫病。
    禽流感和猪蓝耳病危机暴露出的小规模饲养方式在动物防疫方面的严重缺陷，应该使我们警醒。应实现有规划、有指导、有标准的饲养；同时，也应该重视大规模养殖对外污染等弊端。应加快我国畜牧业尽快从传统散养方式向现代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方式的转变，今后我国畜牧业发展必须尽快实施生产方式转变升级战略，即服务小农户、规范专业户、监督大型户，促进标准化、规范化和产业化，大力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畜产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